鲁洪生: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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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中国诗经学好、山东大学主办,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淄博学院、山东省古籍下发办公室协办,并得到山东省和济南市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8月4日~9日在济南召开。

   大陆以及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27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提交论文1150余篇。会议期间对中国诗经学好1993年成立以来的学术研究及组织工作进行了总结,并评选、颁发了中国诗经学好第一届学术研究成果奖。

   此届研讨会的基本主题是回顾诗经学发展的历史,展示当代最新研究成果,瞻望21世纪新的tcp连接,把现代诗经学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发扬光大。

   关于本世纪诗经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夏传才先生十五万4千余字长文《20世纪〈诗经〉研究的发展》系统总结了本世纪的《诗经》研究:纵向上,根据时代背景及《诗经》研究的特点分作6个阶段评析,认为清末民初是传统诗经学衰退和经常出现革新萌芽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诗经》研究的目的、内容、土办法、模式都趋于稳定了本质的变化,《诗经》研究从此进入现代诗经学的历史时期;150~40年代是现代诗经学的建设时期;新中国“前十七年”是由兴旺到逐渐封冻的时期;文革原来进入继往开来的新时代。据夏先生统计,从19150年至本世纪末,大陆正式出版的《诗经》研究著述和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约1150目,其中约四分之三发表于19150年原来(尚未计此届研讨会提交的未发表的论文);自90年代中期现代诗经学进入了研究土办法和研究模式多元化的转型期。横向上,不仅对各阶段的研究情形作了全面评析,有如果对《诗经》研究史上长期聚讼未决的问题、公案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如:关于“孔子删诗”,夏先生认为“在现代回顾孔子删诗公案,其性质已趋于稳定根本的变化:它实质上就说 我一位教育家和经过他编选的一部教材的关系,一位古文献下发专家和他所下发的一部上古文献的关系”,“孔子将搜集到的重复芜杂的各种抄本(版本),仍按原来的编次和规模,去其重复,校正音律,进行语言规范化,保持原作的内容和表达风格,完成了质量大大提高了的新版本。”孔子曾下发过《诗经》,对此古今无异词。分岐在于这与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是否是为同一概念。关于《毛诗序》,夏先生认为“它沒有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保存了一主次先秦古说,还有秦汉之际的旧说以及汉儒的续作”。对待《毛诗序》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寻绎文本文义,考察背景,一一辨析,从其是而黜其非”。这都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关于《商颂》的时代,夏先生说:“我们 承认《商颂》是殷商旧歌,又经过春秋时人下发加工写定。”兼取两派之说的合理成分,该是公允的了吧。问题在于断定作品的创作年代,究竟是根据其创作的滥觞(内容的趋于稳定流传)还是最终的写定,还是兼而述之?这是学术界始终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似乎“兼而述之”更合情理,可能《诗经》中涉及民族历史、民俗等内容的诗歌创作多有个过程,上古神话、歌谣乃至早期典籍的写作也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关于《诗经》的传播接受,韩国学者李相宝教授在《韩国受容〈诗经〉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搜集下发了在韩国出版的有关《诗经》的书目,一块儿考察了韩国受容《诗经》的历史,使我们 得知韩国早在古朝鲜时代,即高句丽17代小兽林王2年(公元372年)就已设中国式太学教汉字和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而当时高句丽夫余国支族百济已设五经博士。

   王晓平的《诗经的异文化变奏》评介了日本研究与接受《诗经》的情形,发现日本近现代以来对《诗经》的翻译、改写,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化汉为和、和汉并存的特点。如:寺内章明的《国调周诗》是用日本和歌的形式来改写《诗经》;金子兜太的俳句集《诗经国风》则是从《诗经·国风》中获取制作俳句的灵感和启示;霞朗咏会则以“吟咏温柔敦厚思无邪之诗歌,以涵养性情,陶冶性格”为宗旨。我们 都可以理解,任何一种 民族文化在异文化背景的接受中一定会被融入异国情调,但我们 无论如可也想象都可以 ,西方的阿萨·威利会将《唐风·无衣》英译为一位女子对情人或丈夫的深情咏唱:“我多么想在你的床上暖暖地抱在你的怀中入睡”;日本的金子兜太会从“月出皎兮,佼人僚兮”(《陈风·月出》)想到“利根川流域,巧遇美女正群浴”,会将《伯兮》“为王前驱”的自豪感转变为“绿荫下都可以不都可以 君王,而我出征的伯啊,不知在何方”的淡淡不平。惊讶之余,由《诗经》在不同空间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命运,想到《诗经》在本土不一块儿代不同政治背景中的命运,也就见怪不怪了。《诗经》在本土的诠释研究史,我我着实也是一部主体色彩浓厚的接受史。

   这名 学者提出很好的建议,香港中国古典文学好会长丁平教授建议为有益于《诗经》的普及与研究,应在大专院校中文系建立《诗经》单元课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孙关龙先生建议加强从百科深层研究《诗经》,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希望以诗经学好的名义建议教育部在中小学语文课中增加《诗经》课时,在大学理工科增设《诗经》鉴赏课。张启成教授建议在《诗经》研究中提倡科学严谨务实的学风,避免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台湾学者杨晋龙先生认为论文选题应经论证,避免“炒冷饭”,以提高研讨会的学术质量。那些建议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这名 论文的观点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分述如下。

   关于《诗经》的文化研究

   赵敏俐《周代贵族的文化人格觉醒及其意义》,通过对《诗经》和有关记录周代文化典籍的研究,认为周代贵族对“君子”称谓的才德定位,对于自身高尚道德人格的社会功能体认,以及我们 在个体生命价值不朽方面的思考与追求,说明殷周之际不有如果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趋于稳定重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人格原来刚结束了了觉醒的伟大时代。周代贵族以如可做人的积极实践,不但为后世树立了一批具有崇高精神的人生楷模,有如果奠定了我中华民族面向群体的优秀文化人格传统。认为人的进步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今日研读《诗经》,在诠释文本的一块儿应注重优秀文化人格传统的继承。王丽娜《〈诗经〉研究与现代文明建设》、(韩国)宋昌基《思无邪诗教之现代意义》也同样超越了章句之学,而涉及到《诗》之用,涉及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涉及到《诗经》研究的现实意义,这应引起我们 的充分关注。

   刘怀荣《桑崇拜与〈诗经〉中相关诗篇的重新解读》,运用“原型”理论研究《诗经》,认为中华民族很早就造出人了养蚕业,桑崇拜也随之趋于稳定。在上古神话中,从“日出扶桑”到“桑林造人”;从“帝女桑”到“空桑生人”;从“禹通台桑”到“汤祷桑林”都以不同的土办法揭示了桑树的神圣性以及它和益命力和女孩子的关联。《诗经》中与桑相关的这名 诗篇与这名 桑崇拜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诸如《卫风·氓》、《豳风·东山》、《曹风·鸤鸠》、《小雅·白华》等诗中桑的含义和象征义也多是从它与桑林会男女之礼俗的联系中引申而来。《七月》二章也应在桑崇拜的文化背景下结合桑林会男女的礼俗来理解,“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当是指采桑女忧虑都可以与“公子”一块儿出嫁。并进而将桑崇拜文化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文学问题作为1个多 多整体来研究,认为从《高唐赋》到《神女赋》,再到《陌上桑》,可看作是中国高禖女神自《诗经》原来文学化历程的1个多 多主要标志。《高唐赋》是高禖女神在文学中梦幻化的最早表现,将宗教的高禖神女转化为文学的高唐神女,但在性爱追求的主动性上,二者基本还是一致的;《神女赋》则表现高禖神女在文学中德行的贞洁化和外貌的理想化,由表现性爱转向表现女孩子之美;《陌上桑》秦罗敷已是美神在人间的代表。

   还有就说 我文章对《诗经》时代的婚俗、祭礼等文化问题进行了探析。

   关于《诗经》学史的研究

   王长华《墨子的〈诗经〉观》发现墨子激烈地贬排儒家,但却没有像否定儒家那样否定承载儒家文化精神的《诗经》。认为墨家非儒的真实目的是要非毁儒家死死抱住不放的礼、乐,可能说,墨家正是要非毁礼、乐,才不得已而把崇尚礼、乐的儒家当成了攻击的靶子。而《诗经》作为战国原来就业已趋于稳定和流传的历史语言文本,墨子既无否定之力,也无否定之心。墨子引《诗》、论《诗》究竟能说明那些,这是1个多 多很有启发性一句话题。墨了要非毁礼乐,而《诗经》恰恰记载了以礼乐治国的周人的礼乐观。墨子引诗,道家、法家也引诗,要看我们 为什引,是用本义还是断章取义,是沿用赋诗言志旧法,顺应时俗心理,借助久受崇敬的典籍宣扬个人的学说(“旧瓶装新酒”)呢,还是说明《诗经》思想内容宽裕,既有与后世儒家相和处,一定会与后世墨家、法家、道家相和处,无须儒家之专利。

   费振刚、马庆洲《汉初〈诗〉学中所见儒学地位》通过对景帝时“辕固刺豕”和武帝时“申公被黜”等史实的分析,对汉初儒学经传著述及《诗》学传授体系的察考,发现西汉初期无须“黄老之学”的一统天下,当时儒家学说我着实还没有得到当权者的公开提倡,尚厕身诸子百家之列,但在士人阶层中的影响已日见显现,儒家已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具备了与道家争正统的实力。这股涌动的潮流最终推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确立,原始儒学完成了个人的转变。

   董治安《〈史记〉称〈诗〉平议》通过对《史记》言《诗》、引《诗》的察考看武帝时期《诗》的官学化和司马迁的经学派别,分析《史记》称《诗》与研究《诗》之早期文本流传的独特价值及了解西汉前期《诗》学传授系统的重要意义,分析《史记》称《诗》所表现的史家意识和文学观念。这无论是研究的土办法、深层,还是结论都给人以启示。

   陈桐生《汉初诗论应该补写》认为《鲁诗》“四始说”是以《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的题旨来概括风、小雅、大雅、颂四类诗的主题,尤其是强调《关雎》作为《诗三百》之首的统领作用,这直接启示了《毛诗序》以《关雎》包含《诗三百》的思路。《毛诗序》以风、小雅、大雅、颂来解说“四始”,实际包含了《鲁诗》以四类诗始篇题旨概括四类诗主题的思想,《毛诗》的“四始”直接来源于《鲁诗》的“四始”。《鲁诗》“四始说”的实质是美刺讽谏,它与《毛诗》标举的赋、比、兴在精神上一脉相承,有如果《毛诗序》只释“四始”而不解赋、比、兴是都可以理解的。造成我们 以《毛诗序》直接上承先秦诗论的导致 是《鲁诗》“四始说”的失落,有如果在先秦儒家诗论与《毛诗序》之间应该补上《鲁诗》“四始说”这名 环节。

   张启成《论〈毛诗正义〉与诗经学》侧重分析《正义》的优点,认为《毛诗正义》过于偏重《毛诗》,对三家诗重视欠缺,是其主要欠缺之处。但其资料宽裕,编排有方,阐述清晰,考辨精审,是其显著的优点,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有点儿是对围绕毛、郑优劣长达数百年的争论,《毛诗正义》不仅保存了就说 我珍贵的资料,并在确定、裁定或调和方面,发表了这名 颇为中肯的意见。至于孔氏确认《诗经》的正风、正雅非孔子所编定,与确认三颂体制非一、各有特色的论述与辨析,均属开拓性的创见。而对赋、比、兴与句式、章法、底部形态形式的论述,在从文学、文体深层研究《诗经》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成就。

   韩峥嵘《〈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侧重分析《正义》的缺点,认为《毛诗正义》所“疏”的“注”,冠部上看是《毛传》和《郑笺》,实际上是左毛而右郑,无须一视同仁的,所“疏”而“不破”的,惟《郑笺》而已。郑玄笺《诗》所谓“宗毛为主”是做得很欠缺的,纰缪不少,症结在于他以己说易毛,依三家之义甚至谶纬家言说诗。孔颖达等人视郑玄为圣人,没有宗抑,不易其言,必曲折以达其意:其标新立异处,则圆通之;其泥于《诗序》处,则强聒之;其以兴为赋处,则渲染之;其援礼入诗处,则中述之;其误说章旨处,则将就之;其训释考校处,则盲从而不甄别之。故而《郑笺》之所失即《孔疏》之所失也。这两篇文章可参照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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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194.html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好报:社科版》(石家庄)1150年01期